从70年代末法学教育和研究开始恢复时起到整个90年代的主流倾向看，我国法理学既有自己的时代特点，也反映出上半个世纪和前苏联法学一般理论著作的影响。
(三)基本制度 行政规则制定程序规范应当在行政规则类型化处理的基础上，对行政规则的名称、制定主体、基本程序、效力等方面建构相应的制度框架。(5)决策或措施的适时纠正或调整。
*本文得到北京大学法学院俞祺助理教授的反馈意见，得到2017级博士生满艺姗为本文写作提供的资料收集协助，在此一并致以谢意。可疑症状者应减少活动，限制居住空间，确保需要共用的空间(如厨房和卫生间)通风良好(保持窗户持续开放)，显然是建议性的，并不会有强制实施的罚则紧随其后。传统法治似乎仍然没有对此予以足够的重视。2003年非典(SARS)的流行，对突发传染病防治法律体系的改革和完善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我国治理疫情的绩效必定有此类文件的功劳。
任何共同体——大到超国家的国际组织、小到社区，都可以成为软法的创制者。自疫情暴发以来，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工作机制(以下简称联防联控机制)及其所属小组发布的82份文件中，③文件名称明确出现指导(2份)、指引(4份)和指南(13份)的总计19份，占比23％。注释： ①行政改革四阶段说的划分主要参照了周光辉教授的观点，但在各阶段特征的提炼上结合行政法学界的概念使用习惯做了调整。
一如前述，效率主导的行政程序旨在润滑行政机关的内部流程、保障行政决定的高效做出，而进入90年代，行政程序所扮演的角色与之前已大相径庭，现代行政程序不再是行政管理的附庸和工具，它相对独立于行政管理之外，成为对行政权实施监控的有力武器[20]118。早期学界主要围绕行政诉讼的重要性、行政诉讼的广义说与狭义说、行政诉讼的特点、应否设立行政法院等基本问题展开讨论⑦，后续更多关注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及其当事人、管辖、受案范围、举证责任、侵权责任、裁判方式、诉讼程序、附带民事审查等具体制度的深化设计⑧。⑥改革开放初期的他山之石本就备受可以攻玉的推崇，又适逢行政立法研究组遭遇起草法典式行政法通则的挫折，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决定先草拟行政诉讼法。司法实践也在力推仅具指导之名却行强制之实的行政指导进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如点头隆胜石材厂不服福鼎市人民政府行政扶优扶强措施案，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1年第6期，第211-213页。
[35]59越来越多的行政机关愿意以协商的方式，借助相对人的力量营造内在的竞争压力，在提升公共服务的同时，赢得相对人对行政的更大认同与接受。时值控权论刚在中国大地上扎根，管理论尚未完全退场，平衡论已然发出强势的第一声：根据各国行政法制发展的状况，特别是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实践，我们认为，行政权既要受到控制，又要受到保障。
只是，开放、参与、论辩的程序虽能为规则的形成、决策的做出乃至执行的调整提供新的正当性根基，却也因在行政过程中复制代议民主模式而承受了效率低下、决定不及时甚至利益代表不均衡的质疑。在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两大法系之外，存在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法系(rule by law)，它倡导作为国家上层建筑的法律是统治者的工具，发挥着巩固无产阶级统治的重要作用。但仅仅是4年之后，依法行政的研讨便已透露出权利保障的意识：提高行政效率必须以确保行政相对人的宪法权利不受行政行为侵害为前提，而绝不能借口提高行政效率而牺牲公民的权利。此次会议前后，在各主要法学期刊上陆续刊载了探索行政立法内涵、外延、效力等方面的文章，为行政法学法源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基础。
要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厘清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界限问题。由此，对行政裁量的规范需要在传统的立法、行政与司法之外，探寻个案中的私人力量，以期达成以协商实现裁量的个案正义目标、以协商防范裁量滥用的双重使命。以政策追踪分析的方法，可将中国行政改革分为四个阶段，相应地，行政法学也经历了四个转型：第一阶段是精兵简政改革，是行政法制的初创期，效率价值主导了行政法学研究。吸收合法性审查以外的目标，构建开放合作型行政救济模式。
这些法律强调并突显了这一轮机构改革的核心思想，在机构职责、领导职数、干部任期等方面着墨甚多。1982年，中国法学会正式恢复。
厘定行政组织实质合法性边界的努力，并非完全发生在民主代议过程或司法过程之中，更不是诉诸行政组织法典化的建构，而是借助一种非正式的、自下而上的民众行动的方式。公民权既要受到保护，又要受到约束。
⑧例如应松年《行政诉讼的基本原则》，载《政法论坛》1988年第5期，第65-72页。行政裁量虽是法治要防范与控制的对象，却也是促进积极行政的重要规范载体。不仅如此，过去鲜少有学者讨论的行政诉讼滥用职权审查标准也开始受到热议。五、国家治理形塑新型行政法治 双重价值驱动之下，行政法学理论与制度的革新正在发生，并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的时代脉络中不断强化：拓展依法行政的法源，确立行政规定、行政法原则、行政惯例的法源地位。[5]154风险的不确定性使市场与社会难以按照预先的规则提前防范，此时就需要赋权政府根据情境快速判明方向，临时做出决策，应急采取措施。尽管第一本教材的行政法定义存在一些认识上的误区，但它倡导的组织、权限、原则、制度与程序等内容，为行政法学架设起了基本的学科框架。
(11)较早对听证制度进行系统介绍的文章，可参见叶必丰《行政程序中的听证制度》，载《法学研究》1989年第2期，第60-63页。一种在法律体系之外、以程序建构开放反思的合法性机制的尝试激起了涟漪。
由此，行政逐渐从压制型转向回应型，标志着政府职能全新的运作方式，它不仅尊重人的主体性，具有伦理上的正当性。[48]22-23译介国外新行政法学研究动态的成果也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展现了美、英、德、日、新西兰等国家正在进行的行政法实践与行政法学基础理论变革(27)。
从效率价值，到权利保障，再到综合调控功能。(一)审批改革引发的治理变革与行政法学震动 自1993年国务院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政府职能转变的首要目标以来，我国广泛存在的审批制度因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作用不符而成为巨大的掣肘力量。
生存照顾引发的冲击尚未平息，科技进步与全球流动合力产生的风险又为这个时代的所有国家增添了新的预防性任务。这次改革的主题是精兵简政，意在精减人员和撤并机构。此后，中央并没有停下健全依法决策的步伐。(22)例如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1999年，最高人民法院终审判决，维持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运用比例原则部分撤销哈尔滨市规划局行政处罚的判决，参见最高人民法院(1999)行终字第20号行政判决书。
行政机关作为一个政治有机体，社会公共权力的行使者，为保证其高效率和灵活性，也需要系统内部的结构合理，功能齐全，协调顺畅，技能良好。以学界最初的构思，行政组织法的完善应该奉行法典化的进路，尝试建构一套完整的、包含三级立法层次的组织法体系[39]。
行政处罚作为行政管理的主要手段，自然成为行政法学界热耕的土地。当时较为普及的《行政法总论》一书，即将行政权之作用不得与法规相抵触以行政权侵害人民之自由及财产权，必须有法规之根据等确立为行政权的原则[30]4-7。
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新一届政府将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作为推进政府职能转型的突破口。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也应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平衡。
该案中，北京大学法学院湛中乐教授担任了被上诉人(原审原告)的代理律师，具体分析参见湛中乐《行政法上的比例原则及其司法运用——汇丰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诉哈尔滨市规划局案的法律分析》，载《行政法学研究》2003年第1期，第72-79页。第三阶段是公共服务改革，拓展行政活动的形式，在平衡论与控权论的论辩中探索行政法学基础理论的根基。[新西兰]迈克尔·塔格特编《行政法的范围》，金自宁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鉴于达成一劳永逸的新共识非常困难，理论界与实务界都倾向于将重心置于程序主义的进路。
从对行政法学的基础理论到具体制度或行为的研究，无不跳跃着效率的脉动。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出台，以行政诉讼为主题的论文达到近150篇。
行政法学后来发展出涵盖行政诉讼法学的学科格局，可能与在国外留学多年的王名扬先生有关。究其原因，或许可从概念产生的根源中探寻：考察历史不难发现，只有在法院对行政的司法控制从羁束行为扩大到自由裁量行为时，‘滥用权力这一概念才始出现。
⑤参见乃宽《外国行政法和行政诉讼制度简介》，载《西南政法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第72-74页。④但什么是行政立法，行政立法是否限于行政法规，不论是宪法、法律还是文件，均未给出清晰的界定。